于尔根告知，昨晚他们后来去了旁边的公园里，喝红酒，到两点才回，我渐渐才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。我怎么会忘了费迪玛在我出门前的邀约呢？
费迪玛来给我熄灯关门的时候，我隐约知道的，但已经身心疲惫得不知怎么回事已倒在床上。费迪玛说，她曾经试图安静地唤醒我。
好比两年前和阿劳在KOS岛上的海滩上那一天那样，甚至到了临别前最后一刻，两个人才端着啤酒罐，席地而坐，看日落。最好的时候才缓缓透出来，交汇，再渗进彼此。于是便连接上了。
今天也一样。在我离开Kremener Str.前半小时的早晨，于尔根和我的心灵和脑电波，才开始相互攀藤，缓缓爬了出来。在我煮好一杯咖啡，他吃着牛奶麦片的那段短暂时间。并一直延续到他们送我到达的车站之内。
这些天我一直没食欲，我说，something subsitutes food。费迪玛应道,是时差吧。我回：no. something better.
于尔根继续以巴伐利亚的车速载我到才建起不久的火车站。在于妈妈买票回慕尼黑那天，大家都强力推介过这个新车站，上到了站台，于尔根忽然说要带我去看一件特别的事情。跟着他去看了，原来是从每一层楼上往下看，都能看到下面的铁轨。车站的设计是纵横交错的。于尔根下巴支着围栏，说，很后悔当初没有拍下车站还没起好时的样子。当它还是钢筋水泥地的时候，于尔根读大学，每天都从跟前经过，因此车站对他是个特别的地方。于尔根还说，后悔没有在Kremener Str.附近拍下更多当年的照片。“墙刚拆除了以后，楼里全是空房子，好多咖啡馆、商店就这么非法占了进去”。嗯，一去不返的特殊时代。
于尔根建议我坐上火车的第二层，他已经不止一次这么提议，说如果那样的话，就会拥有一路上无与伦比的好风景。我当然拒绝不了这样的孩子气。
坐上车，一直回味。这些都在越来越往真实和内心的方向靠近。就这样，我对于尔根和费迪玛升起了离别不舍。于尔根在北京的时候，有个在北京开夜店的英国人请他下个月再去北京打碟，不过签证会很难。
从于尔根充满个人回忆的车站出发，经过一个半小时多一点后，在Cottbus站停泊。而后我换一个站台，转上往阿劳家Goerlitz的列车。宽大明亮的车窗，四周都是景深广阔的绿油油。美好得那么恒常，我甚至都已经提不起去记录的兴趣，因为记录通常都是与常态相区别的，是奇特的，不普通的。
旅程依然还在刚刚开始的阶段，我很清楚，在欧洲陆地上长驱直入，越是待得长久，往内心的方向会越来越逼真。

这时候，我早已坐在了阿劳的家。一下子就跳过了游客的身份，投入日常生态：阿劳要继续去上班，我独自逛去离她家不过100米远的超市，左看右看，准备今晚的饭菜原料。连第一眼都没看全的Goerlitz，已经成了我未来一周的常态环境。我去接触它的方式跟柏林肯定不同。这是一个去哪里都可以步行的宁静小镇。阿劳说，失业率很高，但失业者宁愿一早就在街头坐着喝酒打法时间，也不愿出镇找新的工作或者旅行，那是因为福利保险都太好，令人发指的惰性于是造就了好大一群行尸走肉的人。
阿劳的小阳台种着向日葵，如果我愿意，可以搬椅子出去晾着。阳台一直伸到人行道上。

三天以后，柏林城的地上地下铁，我基本可以独立穿梭。等日头没那么毒辣了的午后四点之后，沿着菩提树下大街散步去了。
离开柏林墙遗事近在咫尺的家门启程，步行到Bernauer Str.地下铁，坐几站到亚历山大广场。开始四五小时的走啊走。
一路发觉，牵引和笼罩心灵的，莫过于1997年在电视上一见钟情、二三四五六七八见依然感动的Wim Wenders电影“Faraway, So Close!”。
天使卡西尔的地标，都是游客的地标。

卡西尔决意降落人世时的最初，从Siegessäule上翔下。几天前，奥巴马才在这里呼群引众。
但卡西尔的Siegessäule，他闭着眼，张着耳廓时，先有了一个隐喻：人们听而不闻。

卡西尔与人世格格不入，Lou Reed在河边对他唱：明天已是去年的雪。

天色已晚，但日落才起。Berliner Dom盘旋在受尽人世错愕的卡西尔头顶。群鸦与夕照，相形寂寥。我一直在想，到底卡西尔靠着的是哪一张长椅呢。

费迪玛的情结是《咫尺天涯》“前传”《柏林苍穹下》，她说因为“苍穹下”真的讲出了柏林人的心事。我觉得“咫尺”是我的，就算我与柏林日常相距7376公里。

 

图片，一些在豆瓣上

 

 

摆脱掉北京时间吧。心眼尽情睁开着，不带丝毫倦意，清澈无比地，迎抱真正重要的事情。

是的真正重要的事情。关注心灵活动，包括自我的，他人的。心灵活动，优先于所有的一切。

清晨从莫斯科的Yellow Blue Bus青年旅馆，负重疾步，20分钟，空荡荡的大街上，奔白俄罗斯火车站而去。德国我终于要来了。

车厢内离阳光那么近，简直跟身处田野里没什么两样。将车厢门关在背后，站在过道上。一个俄罗斯男孩走过来，打了声招呼：“Hello”。然后在到达明斯克他的目的地之前，我们并肩站着晒太阳，看窗外每一棵树擦过，并共同发现了一个小秘密：窗边的细缝里有一条钢线，用手去拨，会发出像吉他弦一样的声音。

火车旅行，有助老式的情感联络：缓慢，细微，轻淡。一定不是快速直接的。它的形式，包含了一开始或许沉闷的开端。

莫斯科治安差，口碑跟广州差不多，让外面往里头张望的人们心惊胆战。但当然就是一个stereotype了。坏心眼和好心肠机会均等，就看你自己过河的时候凑巧碰上了什么。

Coldplay的“生活万岁”响彻高加索一路。在白俄与俄罗斯边境，再次体验了四五天前，在满洲里和后贝加尔的“隐私透明”。有一种止不住的屈辱感，自由和独立无力下垂的过程。不清楚同车的人们，有多少人拥有同样的无力感。这种无力，跟我在“The Bubble”开头看见那种武装之下的无隐私状态，几可并论的。

飞行就没有这样的压迫感。唯有一尺一寸丈量欧洲的土地，面对这种推土机一般的豪迈，才会有嫉妒自由的阻力。而一个阻力一个阻力逐个粉碎的过程，其后的淋漓尽致感，无与伦比。此时看日出日落，大可以碗酒之。

时差不断变换。调表时儿戏的荒谬感，时间之相对的确凿，无可避免掀起了荒芜情绪。“相对”的参照，从来就是没有根的浮标。你以为你能抓得住一些什么吗？从来没有。

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吧，那一定是避开时间的控制的。

 

 

每天起床，于尔根和费迪玛最先打开的是电台，听新闻，听得差不多了，就转到“文化频道”，连篇累牍的古典音乐放送。在于尔根常听的唱片架上，我一眼就看到了里希特。现在正是拜罗伊特的季节，他们都颇是耿耿于怀：提前十年申请门票这回事。但因为今年拜罗伊特采取新措施，除了开放网上直播，还在剧场户外竖起了大屏幕；也许过几天，我离开阿劳家以后，可以绕过去看一看。

昨天于尔根开车带我们去波茨坦。途中经过著名的Wannsee呀，昨晚见Markus同学他也提及推荐的Sanssouci啊。波茨坦日头很毒辣，似乎比柏林过之不及。我几乎出现中暑迹象。在普鲁士的遗址上溜达，午后坐下吃正当季的蘑菇。这种蘑菇就在东欧最多，而且只有七八月是季节。于妈妈说，我应该到Goerlitz阿劳家时，让她给我做，那个小镇子里应该有很多。聊天。聊起心目中最理想的居住地。于尔根和费迪玛的交集是智利。于尔根的理由是：智利尽管穷困，但他最喜欢的是那里的人们注重细节，总不忘把家里门外装扮得色彩多样，很是孩子气。

两天的早餐时间，总是家庭气氛最浓郁的时间。我在于妈妈吩咐下，帮忙摆好盘子刀叉，那边厢咖啡已经咕噜噜地好了。然后于尔根和费迪玛总是及时地鱼贯而出，道“早安”。太阳刚好透过三个大窗子和白色帘子照进来，收音机里通常正在放着贝多芬或者莫扎特。

昨晚第一次独自出行，和三年未见的Markus同学重逢。多年前他在我的国度与我相见并割裂，今天我在他的国度，沿着U8搭到Schoenlein Str. 站，列车进站时，我已先看见坐在椅子上的他。这一次面对，是我在莫斯科到柏林的列车清晨，忽然升起的念头。忽然就觉得，是时候将这个过去做一次了断和释放。而且一定是友善的坦诚的。

本来这几日我就一直在异常状态，无论身体还是心灵。身体疲惫，今天去完波茨坦，更是临近中暑般的透支。至于心灵，恍惚和梦幻，不真实和自然的混合，已经变成常态。每天都无限漫长。每天都无限自由。心灵的自由，难于言表。然后电邮确认，我们将相见。我们将相见。我们将相见。

站台上我们向彼此走近，拥抱致安：“It’s been a long time”。之后我们踱着到地铁外面的露天咖啡馆地段。落座的地方，挨着一道脏脏的运河，他想起后海，我想起珠江附近的河涌。话太多，堵塞得厉害，只能跳跃着。重要的是我说完了让自己释然的话，他有点始料不及，一瞬间涌出了满脸的柔和，伸手来扶着我臂弯。嗯，这个安慰有点迟。不过，早就已经不重要。

更不重要的是，话语间我感觉我们的默契越来越滞后，还残留一些，但更多的是脱节。和自己想像的不同，如今我想，从此即便再不联络，也无所谓了。

如许的人们，在进步、停留、退步之间，节奏参差不齐。于是也就纳入了生命中过客的行列。他已嵌入了琥珀里。

然后M同学的猜测错误，也跟最近柏林地铁施工有关，U8没到凌晨一点就已没车了。因为没带钥匙，怕费迪玛等门，我婉拒了M同学陪我等公车的建议，拦下一部出租直达家门。费迪玛穿着睡衣来开门，说了句：他这么不绅士，幸亏你没跟他在一起。

这真有意思。

 

 

 于尔根和费迪玛在Kremener街上的大公寓。阳光植物大房子。到达之前，我背着两个沉沉的包，下了火车后，打了个电话给前夜在葡萄牙打碟的于尔根，然后先坐了几站轻轨，在亚历山大广场站下了以后，拿着地图，问了几个行人，走了差不多一小时。顶着阳光，碰上了星期天，一路除了偶尔拿着咖啡经过的零星行人，就是在户外咖啡馆两支啤酒对坐的老年人了。商店全都门户紧闭。我可怜的相机卡，当莫斯科往柏林的列车陡一进入法兰克福Oder，我走出车厢，小机器忽然就失序了。

所以昨天的柏林，也就是柏林第一眼，只有眼前和记忆。

时差的顽固造成睡眠不足，加上负重长时间步行，到了费迪玛跟前时，其实已经有点体力不支。几乎是直奔大房子的大浴室，攀藤植物和日光缠绕下，来了一个近10天以来最彻底的、也不过是总共第二个热水澡。然后和费迪玛和于尔根妈妈坐下，于妈妈给每个人做了一大杯咖啡，那个浓郁舒坦，只能附以话痨一般的谈天说地中。

第二趟咖啡之后，我决定这一天关掉主见，跟着她俩游荡。非正常游客路线，什么时候都合我意。

费迪玛掀开书房的白窗帘，外面有一块杂草丛生的小空地，费迪玛称之为no man’s land。她父母都是土耳其人，她在柏林出生，不过10年前一直在伦敦工作，今年刚刚回德国，原因，她在北京也说过了，便是她和于尔根都意识到，爱人能在一起就应争取在一起。她9月开始在柏林新的工作，继续自己的航空设计事业。大房子我现在看到的设计，是费迪玛的心思，但过去十年，大多数时间只有于尔根住。No man’s land马路对面，此时正是逢周末都开摊的跳蚤市场，土耳其居民不少。No man’s land其实就是拆掉了的柏林墙遗址。费迪玛家所在的楼，在墙之东。她指了指楼下，那些时候，曾牺牲过不少跳下的生命。距离宁静的现在就那么近。杂草空地挨着，有个新起的微型展览厅，那是房地产招商。

跟着婆媳俩去坐火车的路上，其实就沿着柏林墙侧根一直往南，我们的步子忽左忽右。脚下偶尔踩到1945-1961的路碑，或是纪念无名牺牲者的碑石。左侧一路全是杂草land，偶尔有一段残墙，但墙体外砖早就被游客取光光，只剩铜色的固体。快到火车站时，左侧正在展出一些历史图片，右侧是关于墙事的博物馆。

我依然坚持非正常游客线路，跟着进了火车站。我们要去的是于妈妈的兴致所在：到Steglitz探寻特色建筑。不过其实就是一个出去游荡的借口。费迪玛循惯例，从她的柏林非正常旅行指南中，复印了与Steglitz相关的两页，一路读细节。这天的火车线路有点不正常，本来就要换三次地上、地下铁的行程，因此更晕头转向。

在看见Steglitz地区之前，费迪玛忽然发现了书里说，卡夫卡曾在那里住过，而且还搬过一次。于是行程顺势就变成了明确的卡夫卡故居寻。Steglitz地区的房子确实很旧很好看，尤其在午后，光影斑驳。高高大大的，掩藏或显露在山林一样人迹稀罕的道两旁。她们说有些房子像黑森林地区的风格，有些又高又窄的，像汉堡的风格。稠密的林木和坡度，带来置身森林的气味。

卡夫卡的两个故居，我们都疑心只是他极短期的住处。第一个连注明都没有，第二个有一个小牌子，说是卡夫卡去世之前的柏林行，也是最后的长期住所，就在此处。窄长的房子三层高，深棕色人字屋顶，土黄墙面，悬着一盏灯，我们一致觉得“很合卡夫卡”。现在住着人，门前铺着印有welcome的地垫。

绕了很大一圈，偶尔停下来，和经过的老人闲聊几句，从出发到此时，已过了四小时。我们决定找个地吃蛋糕喝咖啡。落座的露天咖啡馆，同时不定期办展览、演戏、作家论坛等等。事后证明，这个中途的歇脚实在必要，因为之后的两三小时，我们还一直在游荡，透支阶段不在话下了。

后来的两三小时，迂回的几遍轻轨地铁后，费迪玛带我去了一个游客也有时会去的地方：Treptower公园附近的苏维埃纪念碑。仿佛我在莫斯科错过的，在柏林得到了“补偿”：这么“人天一色”的硕大雕塑景观，在柏林难得一见。至少费迪玛是这么说的。建于1949年的大场子，左右开弓苏维埃政权的标志拉开大幕，墓前两座士兵扶枪垂首，直入，沉下的几十方圆地，左右立有正反面不同的浮雕，每一个雕带上，全是斯大林的语录：抱怨希特勒的不守信，号召民众记住英雄事迹，之类不等。正中就是“人比天高”的大主角：一手抱小孩一首持剑的英雄形象。

心态都是相似的，他们要的都是高山仰止，民众自形微渺的效果。

解药是Treptower公园里游荡着白天鹅、鸳鸯和鸭子的运河。解渴的则是三瓶beck青柠薄荷啤酒。边走边灌，凉爽通透。凑巧迎面来了个意大利佬，举起手中玻璃杯就招呼“Salut!”。

不饿。于是决定回到大房子，三人分工做了青红椒、节瓜、土豆团吃。于妈妈的本领高，左手夹烟，右侧根摆着咖啡，一边应付油锅。费迪玛打开于尔根他们的厂牌成品，电子爵士配小晚餐，屋子里的桔黄灯光代替了日光。我们的脚都肿胀酸痛，于妈妈带头，居然还在探讨休息半晌，找个跳舞的地方再出发……

我实在已经不行了。

阿尔班·伯格因为四重奏的缘故，名垂21世纪初。。。
Guenter Pichler（他21岁时被卡拉扬挑进维也纳爱乐当首席，21岁啊）在花家最后一下忽然拥吻我，说了句“you are wonderful”，是在他忍不住在ENCORE的贝多芬《大赋格》末乐章里含泪之后。就这样，欧洲一代顶尖四重奏团正式解散。尽管三年前就已名存实亡。
散伙酒是“小糊涂仙”，大剧院设宴簋街，我不忍打断Guenter与三位伙计的post-ending情绪，落座三年前开始跟随四重奏拍片的摄影师大哥身旁。他两年前也跟着柏林爱乐来过音乐节。问起，我假装乐迷围堵Simon Rattle那时辰，他也在同一个使馆内。嘿。
北京到莫斯科的列车之旅，照旧引来众羡。哈。
滴酒未碰。酒是要独自，慢慢的。然后他们散伙在簋街街头。寒暄一大圈，Guenter又上前亲吻两颊，“good bye”。簋街，哎，几天前一段长长长长的行走。今日黄昏出发去听第二晚的伯格之前，为之有泪。然后带着汗湿，在近乎触摸月球表面的天花板皱褶下面，盯着下面四个人耀眼的光圈，奏出舒伯特的方式。
有个宝宝在后座忽然大哭起来，想像假如当时奏的是《魔王》，当有多么戏剧。
舒伯特，我还是很爱。

写完一篇海外杂志观察，一小篇海外文事，出门去听alban berg四重奏解散前的绝唱。他们今晚要奏晚期的贝多芬。

之前先约了T去吃前门的小肠陈。

今早开始被“加州雪事”的“a new light to guide you”卡住，不断要重复，一个下行的小七度。

出发旅行前最后要写的书评，将是andy walhol所谓唯一的自我笔记。就近书店里没找着，网购了一本，翻了一下，觉得可以带上火车细细看，一些章节与近来情绪相关。但是书评需在出发前写好，可怎么是好？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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夜里，发了一场烧。心里有点隐隐痛。

画一幅图，将此时所感所觉记录下，是怎么样的呢

 

黑暗中，睁大眼睛，想啊想。

2006年早春的奥斯陆，忽然想起来。
在奥斯陆的第二个早晨，我照旧在大家还酣睡的时候独自出来逛。连早餐都还刚刚摆出来。邮局自然也未开门。无方向无目的地走路，人影都少见。但就撞上了一起飞过来的qn。在诺大一个熙攘庸俗的媒体团里，qn有如亲人，嗯，那是立即就发现了的。
后来还发现了另外两位“亲人”。一天夜晚四人出去寻找奥斯陆的现场音乐。音乐没找着，一路上遇见倒有好些诡异之事：横亘路中央的碎了的大吊灯；凡是开放着的酒吧俱乐部，门前地上一律燃着一方蜡烛；每隔几十米就躺在街面上的酒瓶碎片；一个醉汉在河边嚷嚷，后来还在骑自行车超过我们的时候，冲我们吼了一声。
后来我们走累了，于是进了一家普普通通的小酒馆，开了一瓶智利产的红酒，记得价钱在125人民币左右。外头是人人捂紧围巾绒帽的大冬天，我们喝得玩笑得暖洋洋，红彤彤。后来出门看见一辆“大奔”出租，也不问价钱，就豪迈地跨进去。到达旅馆时，大约走了不过1.3公里左右吧，竟付了99克朗，跟人民币也差不多。
第二天还约了大清早去探访挪威的森林的，在“官方活动”开始之前。可惜我竟为了写一篇后来并没有及时发出的稿子，没跟着去。后悔莫及。

这，权当是新一回旅行前的铺垫吧。

什么都积郁。旅行也不例外。本是广阔自由的事情，都因为兴奋和准备来得太走，到了该点燃的时候，却已早就远去了。依然在白板上倒数，但空白迷茫不知所措占了上风。约见T与JY之前，跑去买了折叠的牙刷，也没有增添丝毫的安全感。
吃完一顿久违的馆子饭，出去找冰激淋，可是黄昏雨急，三个人都被淋了。雨急如我，T知道，因为他见过四年前我如喷泉似的泪。那时之后居然还去了对面看DEEP PURPLE。嗯，我已经可以笑对了。T说得不错。
回家照常翻欧洲杯的官方博客，翻出了一篇实在好玩的图与图说。直让人破涕为笑。
还收到了法兰克福书展的媒体证确认。一下又飘到10月去了。

 

 

从四点耗到凌晨过后，在“even clumsy man can move a mountain”。开始是等只有Juergen，Jazzanova的六分之一来了的一人show，和变了嗓音的C Hill，到底会怎样承接疲惫的扯淡和疲乏的暖场techno；后来发现Juergen只恪守唱片骑师的职责、吃了鸭肝抿了二锅头的C Hill，在灯光下妖艳若二人，就只等WT与小先生。
YGYS厅堂后的小院子，是我们的空气补给站。雨后，潮热夹杂湿闷，一段迷濛的路灯树影，在没加奶油的爱尔兰咖啡+椰子甜酒的眼里，隐秘无限。
在DZF和WH出现之前，被一个故作认真的法国陌生大叔搭讪。
陌生大叔之前，和Juergen、Juergen太太、C Hill从YGYS二楼侃到南新仓“大董”。在奢侈的饭桌上，和Juergen探讨Brian Eno两年前对我说的“艺术靠直觉，科学靠实践”，及烤鸭的仪式感、假名义真内容或者相反的音乐；和Juergen太太聊帕慕克在北大、帕慕克长长的散文诗句；与C Hill聊彼此唱作的经验、准备和贪心。
Juergen太太刚辞去了在英格兰的工作，搬回了柏林，说是感到要与40岁的Juergen尽可能在一起，再不轻易分开了。
去YGYS之前，把今天才翻出来、买了多年的“In Between”放进了书包，在我提起了唱片概念的重要之时掏了出来，示范完毕，就让Juergen在末页随便写点什么。他的字把整页都填满了。末了注上：“六月的一天。爱，Jazzanova的1/6。”

并送给我四张唱片。
下月我预计抵达柏林的时候，Juergen和太太刚从英国巡演返回。Juergen太太写下家里地址和电话，相邀共逛柏林。
并互相推荐了书籍。

就算起床后马上就吃了午饭，午饭后花了三个多小时第4+遍看《魔戒》第三部，看完德国在今年欧洲杯首场的重播后，跑步跑得大汗淋漓，筋骨松散，当拿起注满菠萝啤的杯子，睡过了一半的今天，立即得到了补偿。坐在家里大厅，以为自己坐在露天咖啡馆，看着大海喝冰镇啤酒的补偿。

YM提醒我，帕慕克在“OTHER COLORS”里给《项狄传》写过土语译版的序言。当时一拿到“OTHER COLORS”试读本，首先注意到的也是这一篇。“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位叔叔”。帕慕克心中的“叔叔”，跟“VITUS”里Gruno GANZ演的爷爷是一回事。孩子们需要的是有个人在前面带着他们“跑题”。

“人生没有意义，有的是这表现形式。”

凌晨与两个跟旅程有关的人做计划。希腊时间，德国时间。间或继续整理MD里前几个月半夜琴上的动机。挨上枕头时，天已发亮。可是我概念中的一早，就被脑子里的新动机扯出了沉睡：仿一段中世纪古乐。醒着但不睁开眼，在心里翻来覆去理顺了前两句以后，生怕拖久了就忘掉，惺忪起床。“仿古乐”，这个组合令我发笑，但想要在录音室里弹出来或者吟唱一段心爱的早期音乐，只有自己想出来的乐段，才会胆敢为所欲为，stefano landi或pergolesi的，是拿来供着的。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也不致慌张了。

甫低头，见落弦的手指在厚茧之上开始掉皮。好现象。如果左手指全都光滑无暇，那是疏于练琴。这时若忽然拿起琴，猛练几小时，久了就有钻心的疼，翌日就见茧子生成。茧子的存在，消退了疼痛。可如果渐又疏懒起来，手指便将回复光滑。下一次，还要继续疼。这段时间，却是茧子越来越厚。欢喜于勤奋。

《埃阿斯》上周在中戏上演时，尽管只有一小时片段，但已明显呈现奏鸣曲的三段曲式。今日在琴上摸索古乐的格式时，无意也端出了类似曲式。而且原本兜在心里的stefano landi，倘着佯着就向着了巴赫的方向去。比巴赫早两个世纪的，世俗，也清甜。我是怎么回事？

停下来，干脆开着《赋格的艺术》跑步，一边想着alex ross说他唯二两个专心听音乐的时候，之一就是跑步。难当的酷热后，又开gould的平均律浇灌。古尔德与浇灌，对我就是统一的，意象从来未变。 

我想听波戈莱利奇弹的勃拉姆斯间奏曲。很想很想。

欧洲火车有点烦。但勃拉姆斯写第三、第四交响曲的地方，我说什么也要去待一阵。

2003年秋天我以TS艾略特“human kind cannot bear too much reality”形容的eschenbach勃拉姆斯现场，大概不会再有。因为eschenbach来得太多，而且近来总是跟郎大少出入。原谅我，偏见实不可免。至于TS那句，觉得也可以套在何以堪之事上面。

数周未回报社，午后出门，只为请下明后两月的长假。意想不到的简单，我狂喜疾奔，冲出了幸福大街，满脑子欧洲，欧洲。待好同事JY来电，才记起将约见报社、她捎来从希腊买回的咖啡之事抛诸脑后，有愧。

与T漫长地步行，及漫长的地铁5号线。他的无语，会让我担忧，不知究竟。

独自换车，往马甸的街心公园去。今早接到从小学到高中的同班QI同学电话，她与夫君，及另一小学同班V同学，约了晚饭。因为长假请得简单，到“埃蒙小镇”的玫瑰园一侧坐下时，比约会时间还早了一个半小时。于是让耳畔P2继续ART VAN DAMME，然后开始翻新到的彼得·鲁茨卡所著《荒岛音乐——德国的选择》。标题与我的联想无差，正是“如果带一张唱片到荒岛”的假想。但“德国的选择”原是版本的选择，与我想像“德国人选择之下的作曲家”不同。译者在前言里提“我们是听乔治·索尔蒂的演奏还是听约翰·艾略特·加迪纳的演奏”，令我震惊。书是去年9月出的；去年初彼得·鲁茨卡来过北京，10月又来，跟歌德学院的邀请相关，想当然，翻译此书，当跟歌德学院也唇齿依附吧。今日吴大人查看JAZZANOVA的演出发觉“居然免票”的惊叹时，我还回了一个立即觉得夸张的“歌德学院功德无量”过去。

V同学走近，我的眼镜放在桌上也能立即认出轮廓，跟20年前的样子无甚区别。只是陌生感浓厚。关于陌生感，之前T与我都有过讨论。关于伴侣离开一段时间后的陌生感。家常半晌，QI同学与夫君走近。气场间却是莫名的亲热。不知差异是如何形成的。云南菜酸甜苦辣皆有，两瓶大理啤酒下，话题大多清甜，只到青文书店罗志华的悲剧时，默然一阵。

饭局早散。但漫长的回途中会回头细想。

 

 

今日风刮得邪乎。所幸日光猛烈，只扬起尘屑，未见黄土。依然不得已出去一转，将失陷于6个动弹不得USB端口的PC、和杀毒软件过期的手提挽救过来。踏入家门，只觉浑身热量都被抽尽了去，肚子尽情幻想美食。

妈妈已然从厨房端出三盘热菜。

 

瑞士片Vitus和帕慕克，持续影响我两天整整。影响甚于我估计。甚而现于夜里梦境。

专门买一份南周，捧读先于cookie两天，在北大湖边与作家相见的文字。果不出所料，主题与内容绕诺奖、东方西方、身份认知、身份焦虑兜圈圈。亦正是cookie相见前后着意绕开的字眼。

上述，皆是板上钉钉的关注点，对帕慕克。因而，两年来，摆网上、译进来的片羽陆续，两者间的红绳越扯越紧密。那何必再去重复，即便cookie所效力之地，是一份“大众媒体”？更不说，社科院、及尤以北大百年讲堂里那场拷问与被拷问，完全能带出帕慕克北京行的鲜活话端：他明显现出对他人误读其文本的不悦。别understate那场烽火气，cookie这五年来，可从未见过如此袒露的棘手。

帕慕克的性子，与为众人关心的文本，当中的联系，cookie很好奇。内里该是藏掖了33年难与人道的事端的。

 

夜来头脑持续昏沉。与T心相照。听LXR寄来的唱片，拣出马勒编曲的舒曼交响曲全集。小小的Vitus交付一年屋租，诺大的毛坯房，一排落地窗，可见只有杂乱城市的高楼。他坐在YAMAHA大钢琴前，地板上散落一堆他从唱片店买回来的CD，独自弹一段莫扎特《安魂曲》第七首，送给不知魂归何方的Bruno GANZ演的爷爷。小小的人儿，穿着西装，弹完了，站起来倚着窗。那么一间空荡荡的屋。那么一架庞大的钢琴。那么一枚微薄的背影。

 

明晚去看ATTIS剧团演索福克勒斯的《埃阿斯》。前晚先看了中文版的埃斯库罗斯《被缚的普罗米修斯》，8年后再次踏进北兵马司的小剧场。对比之后，也许有所说。